高齡農民工的話題是去年熱起來的，根據國家統(tǒng)計局去年公布的數據推算，2014年，全國高齡農民工數量為4685萬人，比2013年增加了597萬人，這一增加額比2014年全國農民工的增加額（501萬人）還要多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不算高齡農民工，2014年其他年齡組農民工的總數是減少的。

  單獨一年的數字可能有偶然性，所以筆者結合整個“十二五”相關數據一起分析。根據國家統(tǒng)計局今年公布的數據推算，從2010年到2015年期間，各年齡組農民工數量的變化態(tài)勢是：16~20歲，從1574萬人急劇減少超過1/3到1027萬人；21~30歲，從8696萬人減少到8102萬人；31~40歲，從5692萬人增加到6188萬人；41~50歲，從5135萬人急劇增加45%到7464萬人；50歲以上，從3125萬人急劇增加近60%到4967萬人。

  就數量急劇增加的兩個年齡組而論，41~50歲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，比上年增加了932萬人；此后增加量波動回落，2015年比上年增加232萬人。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，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，2015年則比上年增加282萬人。雖然比2014年大幅減少，但仍比其他各年齡組多。

  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，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。

  與農民工就業(yè)有關的城鎮(zhèn)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城鎮(zhèn)勞動密集型行業(yè)。這些行業(yè)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往往不需多少技術，所需要的只是體力、反應靈敏度與動作準確度。青年農民工體力強、手腳快、反應靈敏、動作準確，與體力下降、手腳慢、反應遲鈍的高齡農民工相比，他們在進城求職時有優(yōu)勢。

  如果上述勞動力市場是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(yè)的，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不會造成太大問題。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(yè)，意味著同一個年份中，不同年齡組、不同勞動生產率的農民工都可以找到工作。全社會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，應該是青年、壯年和高齡農民工各自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；農民工的工資率取決于這個加權平均值。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，會影響到加權勞動生產率的高低，但與經濟增長的變動相比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要緩慢得多，不至于對經濟造成突然的、激烈的沖擊。

  但事實上，直到2004年全國性“民工荒”爆發(fā)前，城鎮(zhèn)勞動密集型行業(yè)一直處于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狀態(tài)。由于各年齡組都有大量勞動力沒活干，只要允許靈活用工，用工方就可以專門使用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，并把定額提高到只有青年才能完成的高水平，從而壓低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。根據中國社科院曲玥、都陽的研究，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(yè)單位勞動力成本的最低點，就出現在“民工荒”爆發(fā)前的2003年。

  民工潮時期，用工方和政府的日子都很好過。對用工方來說，只要能招到青年農民工，就能夠提供低成本的產品或勞務，躺著都可以賺錢。對政府來說，青年農民工的競爭力強，他們的就業(yè)不用政府操心；即使這類農民工一時找不到工作，只要用工有利可圖，就會迅速涌現出更多的用工企業(yè)，去解決他們的就業(yè)。政府需要操心的，只是如何維持下崗工人（多數是與青年農民工競爭中的落敗者）的生計?？紤]到一部分下崗工人自己也在謀職，而高校擴招又使他們子女的就業(yè)遠離勞動密集型行業(yè)，因而城鎮(zhèn)戶籍人口的就業(yè)壓力政府還能承受。

  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，意味著能工作的青壯年農民工差不多都已經找到了工作，剩下的因種種原因（如生育、哺乳）暫時不能進城干活，這才使鄉(xiāng)村那些年老體衰、被某些人認為應留在家鄉(xiāng)“頤養(yǎng)天年”的高齡勞動力，有了進城當農民工的機會。

  經濟學認為，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工資水平。新增農民工以高齡農民工為主，意味著當前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取決于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。而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不僅低于青年農民工，而且低于所有農民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值。如果其他條件不變，大量使用高齡農民工的結果，必然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高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速。

  收入水平高、收入增速快，對近年剛開始務工的90后青年農民工來說，當然是好事。但從全生命周期即一輩子收入的角度看，高齡農民工并沒有得到多少好處。

  高齡農民工可以分成兩類。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就外出打工。但當年他們年輕、體力強、勞動生產率高時，他們的工資率（計件工資標準）偏低；如今工資率漲上來了，可高齡農民工年老體衰，已經干不動了。另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外出打工，是“民工荒”給了他們工作機會。因為務工時間短，他們掙的錢就更少了。

  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，給用工方和政府都出了難題。

  對用工方來說，如果繼續(xù)按照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確定高工作定額，則高齡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低、收入相應也低，一旦打工收不抵支，他們寧可回鄉(xiāng)閑著，也不會自己貼錢外出務工；如果根據高齡農民工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工作定額，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就會上升，用工企業(yè)的利潤就會減少。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(yè)中，占大多數的是中小企業(yè)，這類企業(yè)沒有定價能力。即使在低勞動成本的民工潮年代，激烈的價格戰(zhàn)也使它們少掙了不少?，F在青年農民工招不到了，用工成本大幅上升，這些缺乏企業(yè)家才能、只會在“豬都能飛上天”的年代掙省心錢的經營者，日子當然不好過。


  對政府來說，高齡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。經濟形勢一有風吹草動，高齡農民工將第一個找不到工作。如果像以往那樣，農民工沒有工作就回鄉(xiāng)，倒還不會給政府增加負擔。但現在為了城鎮(zhèn)住房去庫存，政府鼓勵農民工貸款進城買房。以農民工現有的收入水平，只有貸款期限長一些（20~30年）、年還款額低一些，農民工才還得起。但貸款買房的前提，是還貸期間農民工就業(yè)穩(wěn)定、收入穩(wěn)定或增長；還貸期長達20~30年，意味著現在和將來，相當多高齡農民工需要還房貸。這意味著沒有工作不僅影響到高齡農民工自己，而且影響到房產商的銷售、銀行的運營乃至整個地方經濟，這就夠讓政府頭疼了。如果買了房的農民工進城落戶，而又像當年的“高齡”下崗工人一樣找不到工作，那么，不管是發(fā)失業(yè)經濟金、還是提供城鎮(zhèn)最低生活保障金，政府都脫不了責任。

  “出來混，總是要還的”。民工潮時期相關勞動力市場非均衡（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）導致的用工年輕化和失業(yè)中年化，曾使得用工方和政府得益；而隨著勞動力市場逐步走向供求均衡，用工方和政府將不得不為十幾二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的后遺癥——當前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——埋單。

高流動性的農民工群體，社保很難持續(xù)性繳納，安度晚年成為難題，快法務提供個人代繳社保服務，為勞動者免去后顧之憂。